斗六門舊城的故事。斗六舊城與雲林縣城隍廟之歷史變遷與文化意涵研究。（論文）
斗六門舊城的故事。
斗六舊城與雲林縣城隍廟之歷史變遷與文化意涵研究。（論文）
摘要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討雲林縣斗六舊城與其城隍廟的歷史發展脈絡，揭示兩者在清代至民國時期的緊密互動與相互影響。透過梳理行政區劃變遷、環境因素（如濁水溪水患）及社會發展對斗六城市形態的塑造，並追溯城隍廟從林圯埔至斗六門，再至成功路多次遷移的歷程，本研究旨在闡明城隍廟作為地方守護神與信仰中心，如何承載百姓對平安幸福的樸實願望，並在不同時代背景下扮演維繫社會秩序、凝聚地方認同的關鍵角色。研究將綜合文獻資料與文化資產視角，為斗六地區的歷史文化傳承提供學術分析與啟示。
第一章 緒論
研究背景與動機：斗六舊城與城隍廟的歷史重要性
斗六，作為雲林縣的核心城市，其歷史發展不僅是地方史的縮影，更是臺灣整體發展脈絡中的重要一環。從清代縣治的設立與遷徙，到日治時期的都市規劃與經濟轉型，再到戰後至今的現代化進程，斗六的變遷反映了臺灣社會的縮影 。與此同時，斗六堡城隍廟作為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其歷史沿革與城市發展緊密相連，見證了這片土地上人民的信仰寄託與社會變遷 。
本研究的動機在於，透過對斗六舊城與城隍廟歷史的系統性考察，深入理解地方文化與行政權力、自然環境之間的複雜關係。斗六的行政地位經歷了從縣丞到縣治，再到縣轄市的持續演變 。與此同時，斗六城隍廟也隨之多次遷移，從最初設立於林圯埔，因濁水溪水患遷至斗六門，再於民國八十九年（2000年）遷至斗六市成功路 。這種行政地位的持續演變與城隍廟的遷徙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共生關係。城隍廟在傳統中國社會中，常被視為城池的守護神，並與地方官署緊密相連 。新官上任前，依例需走訪祭拜城隍爺，上香稟告，這也形成了陽間與陰間分而治之的信仰風景 。因此，城隍廟的設立與遷移，往往是官方行政中心確立或轉移的標誌。這種共生關係揭示了清代以來統治者利用城隍信仰來強化其地方治理合法性與穩定性的策略。城隍爺不僅是陰間的父母官，更是陽間秩序的維護者，其存在象徵著神權對政權的輔助，使得百姓在面對世俗權威的同時，也感受到來自神界的監督與庇佑，從而有助於社會的安定與秩序的維持。本研究旨在回應使用者對此珍貴歷史的探究需求。
研究目的：探討斗六舊城的發展、城隍廟的歷史沿革及其文化意涵
本研究旨在達成以下目標：首先，系統性地梳理斗六舊城從早期墾拓、清代縣治設立與遷徙、日治時期都市改造，乃至戰後現代化發展的歷程。其次，深入探究雲林縣城隍廟的創建背景、歷次遷移及其背後的動因，特別是光緒年間因濁水溪水患導致的縣治與廟宇遷徙，以及民國八十九年的現代化遷移 。最後，本研究將著重分析城隍信仰在斗六地方社會中的文化意涵與社會功能。
使用者提及「百姓所求不多，只求平安過日子，過著快樂幸褔的生活，這不僅是個人願望，更揭示了城隍廟在地方社會中扮演的核心角色：提供一套超越世俗法律的道德與因果體系，以滿足人們對公平正義和穩定生活的深層需求。城隍爺被尊為「幽冥界司法警察的神」，在陽間職司懲兇罰惡、導正社會風氣，在陰間則專司人間善惡之記錄、通報、審判、移送之職，人之一生由生至死都在城隍爺的監管之下，為入世極深的神祇 。在傳統社會中，特別是當世俗法律或權力無法完全保障公平時，人們會轉向神明尋求公義，例如「告陰狀」便是其中一種方式 。城隍爺的司法職能，包括賞善罰惡、掌管生死，為百姓提供了一種終極的道德保障和心理慰藉 。城隍廟不僅是宗教場所，更是一個社會心理支柱。它透過對因果報應的強調，強化了社會道德規範，降低了犯罪率，並在災難或不公發生時，為受苦的百姓提供了一個申訴和尋求解決的超自然渠道。這種信仰體系有效地彌補了世俗治理的不足，成為維繫地方社會穩定和滿足人民基本生活訴求的重要力量。
文獻回顧：概述相關研究與《雲林縣採訪冊》的重要性
針對斗六舊城與城隍廟的研究，現有文獻多散見於地方志、學術期刊與文化資產報告中。本研究將回顧相關歷史地理學、聚落發展史、臺灣宗教信仰研究等領域的成果，以建立研究的學術基礎。特別值得強調的是，《雲林縣採訪冊》作為清光緒年間編纂的官方文獻，其對雲林縣城隍廟歷史沿革的記載：「城隍廟在縣城東。光緒十九年縣治移駐斗六，暫蓋竹屋供奉神像。」 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是本研究追溯城隍廟早期歷史的核心依據。
《雲林縣採訪冊》作為清末官方對地方的「採訪」記錄，其對城隍廟歷史的記載，不僅提供了具體史料，更反映了清廷對地方宗教信仰的重視與納編，將其視為治理工具的一部分。採訪冊的詳盡記載，特別是對宗教場所的記錄，顯示了官方對地方社會的深入了解和掌控意圖。城隍廟作為官祀神祇，其變動自然是官方關注的焦點 。這種官方記錄的詳實性，暗示了清廷在治理臺灣這一「新附領地」時，採取了「民可使而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策略 ，即透過對民間信仰的掌握與引導，來達到穩定社會、教化百姓的目的。因此，《雲林縣採訪冊》不僅是歷史資料，更是理解清代臺灣社會治理模式的重要窗口。此外，相關文獻對城隍信仰起源、職能演變的探討 ，也為理解斗六城隍廟的文化意涵提供了理論框架。
研究範圍與限制：聚焦於清代至民國時期的斗六舊城與城隍廟
本研究的時間範圍將涵蓋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雲林縣治首次設立於林圯埔，直至民國八十九年（2000年）斗六城隍廟遷移至成功路為止 。地理範圍則主要集中於雲林縣斗六市，並延伸至其歷史上的縣治所在地林圯埔（今南投縣竹山鎮） 。研究將以現有文獻資料為基礎，儘管部分早期歷史記載可能因年代久遠而有所闕漏，但仍力求透過多方比對與推敲，呈現一個全面且深入的歷史圖景。
第二章 斗六舊城之歷史發展
早期墾拓與行政變遷：從平埔族到明鄭、清初的開發
斗六地區的歷史可追溯至史前時期，原為洪雅族斗六社（巴布拉語：Tawrag）的居住地，即現斗六市三光里 。其地名「斗六門」據傳源於平埔族狩獵捕獲山鹿時發出「ㄉㄨㄌㄨㄇㄣ」的咆哮以為慶賀的閩南語音譯，也可能與其作為山區與平地出入門戶的險要地理位置有關 。荷蘭人佔據時期，斗六即有「斗六門柴裡」之稱，簡稱「斗六門」或「柴里」 。
斗六的實質開發始於明鄭時期，鄭成功逝世後，其子鄭經推行屯墾政策，康熙四年（1665年）鄭氏部將林圮率軍來雲林開闢草原、拓殖礦野，斗六門首受其惠，奠定了農業發展基礎 。林圮率部赴斗六門開墾，其地土沃泉甘，形式險要，築柵以居，使其兼具墾殖與防禦的雙重性質，成為極具軍事要衝節點的地區 。這種「斗六門」地名從原住民語音譯到漢語，並被賦予「門」的地理意涵的現象，反映了臺灣早期漢人移民對原住民土地的拓墾與文化重塑過程，以及該地在軍事與經濟上的戰略價值。這種地名演變是殖民與拓墾過程中常見的文化現象，即優勢文化群體對原有地名的再詮釋與再定義。同時，「門」的意涵強調了斗六作為山區與平原交界處的戰略重要性，使其成為兵家必爭之地，也吸引了墾殖活動 。斗六地名的多重起源與意義，象徵著該地區歷史發展的多元層次性，從原住民的土地利用，到明鄭時期的軍事屯墾，再到清代漢人的商業拓荒，每一階段都為斗六留下了獨特的文化印記。這也預示了未來斗六在行政、經濟、軍事上的重要性，使其成為一個不斷被重塑的「門戶」。
清康熙元年（1662年）鄭成功逝世後，其子鄭經繼業主政時推行屯墾政策，康熙四年（1665年）鄭氏部將林圮率領軍隊來雲林開闢草原，拓殖礦野，斗六門首受其惠，奠定了農業發展良好之基礎 。清康熙年間臺灣納入版圖後，福建、廣東移民陸續從臺南安平登陸，開墾現今斗六東邊、西南側，建立灌溉埤塘，逐漸形成早期農業聚落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陳孟林修的《諸羅縣志》已有「斗六門街」、「柴裡斗六社」之記載，顯示斗六在清初已具一定發展基礎 。乾隆初年，泉州人楊仲熹招集漢人在此開店行商而逐漸興盛，奠定街基。乾隆十七年（1752年）街成，二十六年（1761年）置斗六門巡檢，道光十五年（1835年）改為斗六門縣丞 。
清代縣治的設立與遷徙：林圯埔至斗六門的背景與影響 (光緒十三年與十九年)
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臺灣建省後，為加強中南部治理，增設雲林縣、苗栗縣，雲林縣治最初選定於沙連堡林圯埔近郊的九十九崁雲林坪上（今南投縣竹山鎮），該地亦稱「雲林城」或「林圯埔」 。當時選此地築城，主要是因為此地是八通關古道的起點，與開山撫番政策有相當的關係 。
然而，林圯埔地理位置偏東且易受自然災害影響。濁水溪與清水溪流域於大雨時易被河水氾濫影響，頻繁的水患導致交通時常中斷，嚴重影響行政運作 。濁水溪水患不僅是地理挑戰，更是清代臺灣地方治理脆弱性的象徵，迫使縣治從林圯埔遷至斗六門，這反映了自然環境對行政決策的巨大影響，以及政府在邊陲地區治理能力上的局限性。頻繁的水患導致交通中斷，這不僅是生活不便，更是行政效率和軍事調度的巨大障礙。在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社會，水患直接威脅到民生和稅收，迫使政府尋求更穩定的行政中心。鑑於此，繼任巡撫邵友濂於光緒十九年（1893年）認為縣城位置太靠近內山，決定將縣治移到斗六，並建新縣城 。此次縣治遷移是斗六發展史上的關鍵轉折點，使其正式成為雲林地區的行政中心，也直接導致了城隍廟的隨遷 。此次遷徙不僅改變了斗六的行政地位，也間接反映了清廷對臺灣邊陲地區治理的策略調整——從最初的軍事考量轉向更注重民生穩定和行政便利。林圯埔在縣治遷走後迅速荒蕪 ，也顯示了官方支持對一個地區發展的決定性影響。
日治時期的都市規劃與經濟轉型：市街改正、糖業與鐵路發展
1895年清朝和日本簽訂《馬關條約》，臺灣割讓予日本後，斗六曾是乙未戰爭中抗日義軍的重要據點，爆發了激烈的「斗六血戰三天」，義軍領導者有簡精華、張呂赤、陳文晃等人 。隨著日軍控制的穩定，斗六進入了殖民統治下的現代化進程。日本政府推動「市街改正」計畫，將斗六街廓方格化，拓寬道路，並引入巴洛克式建築風格，尤其太平老街的建築立面演變，見證了從華麗紅磚到簡潔洗石子的風格轉變 。
日治時期的「市街改正」不僅是物理空間的改造，更是殖民政府對臺灣社會進行「現代化」和「秩序化」的體現，其背後隱含著對資源有效利用和社會控制的殖民目的。這些措施是日本殖民統治者將臺灣納入其帝國經濟體系的重要手段。標準化的城市規劃有助於行政管理和資源流通，而糖業和鐵路則是為了高效地提取和運輸臺灣的農業資源。太平老街的建築風格從巴洛克到簡潔的演變，也反映了殖民後期物資匱乏和實用主義的影響，同時也見證了臺灣在地文化與外來風格的融合與調適 。
經濟方面，糖業成為斗六重要的經濟支柱，如1909年斗六地方仕紳吳克明、王雪農合資開設「斗六製糖合資會社」，數年後該會社被日資東洋製糖會社併入，隨後隸屬於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 。同時，鐵路的開通（如1912年斗六與大崙之間鐵路）極大地促進了糖業運輸和居民往來，奠定了斗六作為區域交通樞紐的地位 。此外，斗六公學校（1898年）、斗六郵局（1898年）、電話交換局與臺中醫院斗六出張所（1900年）等現代基礎設施也陸續建立 。
戰後至今的斗六市發展：行政地位、經濟（工業區、雲科大）與文化變遷
戰後，斗六的行政地位再次調整。1945年，斗六街改制為臺南縣斗六區斗六鎮；1950年，雲林縣恢復設縣，斗六被選定為縣治所在地；1981年，斗六鎮升格為縣轄市斗六市，成為雲林縣的政治、工商、交通、文教、醫療中心 。
經濟發展方面，斗六積極推動工業化。政府為平衡中南部地區經濟發展，於1981年1月（民國70年）開發斗六工業區，並於1996年11月（民國85年）完成擴大區，總面積達203公頃，成為一個綜合性產業園區 。該園區吸引了食品、金屬、化學、塑膠等產業進駐，目前有260家廠商，提供了8,253個就業機會，年產值達443億元 。斗六的發展模式反映了臺灣在戰後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知識經濟社會轉型的宏觀趨勢。
教育方面，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的設立（1992年）對斗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雲科大在教學創新、產學合作、學術研究和人才培育方面表現卓越，例如在2024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中位列全球101-200名，在全國科技大學中排名第一 。其推動「產學一體」顧問群和跨組織專業社群網絡，與地方產業無縫接軌，協助地方產業升級，並有助於吸引青年回流 。然而，這種快速的現代化也帶來了新的挑戰，例如歷史建築的保存與活化，以及如何在經濟發展的同時維繫地方的獨特文化認同。斗六東市場的保存爭議便是一個例證，其作為戰後最早的省政府衛生示範市場建築，承載著斗六市民的常民記憶與城市發展事證 。雲科大在產學合作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面的投入，顯示現代教育機構正成為地方文化與經濟永續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同時，地方政府與學術機構也持續推動文化資產的保存與修復，例如農糧署宿舍、斗六真一寺等歷史建築的修復工程 ，顯示對歷史記憶的重視。
表2：斗六舊城重要歷史事件與行政區劃演變簡表
| 時期/年代 | 重要事件/行政區劃變遷 | 資料來源 |
史前時期 ：
斗六梅林.番仔溝.社口史前遺址出土，證實是洪雅族斗六社（Tawrag）所在地，地名「斗六門」起源 。
荷治/明鄭時期 ：荷蘭人稱「斗六門柴裡」；鄭成功部將林圮屯墾斗六門，奠定農業與防禦基礎 。
清治時期 ：(康熙)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諸羅縣志》記載「斗六門街」 。
|清治時期 (乾隆) | 乾隆十七年（1752年）街成；二十六年（1761年）置斗六門巡檢 。
|清治時期 (道光) | 道光十五年（1835年）改為斗六門縣丞 。
清治時期 (同治) | 同治元年（1862年）斗六門被戴潮春攻陷 。
清治時期 (光緒) 光緒十三年（1887年）設雲林縣，縣治於林圯埔（竹山鎮）
|清治時期 (光緒) | 光緒十九年（1893年）因濁水溪水患，縣治遷斗六門，另設雲林古城 。
日治時期 ：(明治) | 1895年乙未戰爭斗六血戰三天；設斗六公學校、郵局等基礎設施 。
日治時期 (大正) | 1909年斗六製糖合資會社成立；1912年斗六與大崙間鐵路開通；1920年代推動「市街改正」 。
日治時期 (昭和) 太平老街建築風格演變，反映物資與審美變化
民國時期 (戰後) 1946年斗六街改制臺南縣斗六區斗六鎮 。
民國時期 (1950年代) 1950年雲林縣恢復設縣，斗六被選定為縣治所在地 。
民國時期 (1980年代) | 1981年斗六鎮升格為縣轄市；1981年起開發斗六工業區 。
民國時期 (1990年代) 1992年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立；1996年斗六工業區擴大區完成 。
|民國時期 (2000年代) | 民國八十九年（2000年）城隍廟遷移至斗六市成功路 。
第三章 雲林縣城隍廟之歷史沿革與信仰變遷
城隍信仰的淵源與職能：從自然神到司法神的演變
城隍信仰在中國起源甚早，最早可追溯至對城牆和護城河的自然崇拜 。隨著歷史演進，城隍逐漸從自然神轉變為人格神，並在唐代以後發展為地方的守護神，融合道教思想成為幽冥世界的審判者 。城隍信仰從自然崇拜到人格神、司法神的演變，反映了傳統社會對秩序、道德和因果報應的深層需求，並被國家權力巧妙地吸納，成為一種「神治」與「人治」相結合的治理模式。
明太祖朱元璋將城隍信仰推向極致，不僅用王者儀仗迎神像入廟，更將城隍祭祀列入國家祭典，廣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爵號，使其成為兼管陰陽兩界的司法神，職司懲兇罰惡、導正社會風氣，並記錄人間善惡，對安定社會秩序發揮巨大作用 。清朝承襲明朝制度，地方官員每月初一、十五需前往城隍廟進香，新上任的地方官更須在就任前齋宿於城隍廟，行奉告祭禮後方可就任，顯示城隍之威權凌駕於陽官之上 。這種神權與政權的結合，共同維護了地方的安定與和諧。
城隍爺「兼管陰陽」的特性，使其成為一個無所不在的監督者，對百姓的行為產生強烈的約束力，因為人們相信生前的善惡行為將在死後受到城隍爺的審判 。廟內常見的大算盤，刻著「善惡權由人自做，是非算定法難容」，時刻提醒世人多行善、勿作惡，因為人死後會由城隍爺清算善惡 。這種信仰體系在缺乏完善法律體系的時代，有效地促進了社會的穩定和道德的維護，是理解傳統中國社會治理智慧的關鍵。
雲林縣城隍廟的創建與早期發展：林圯埔時期 (光緒十三年)
雲林縣城隍廟的創建與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雲林縣的設立息息相關。當時，雲林縣治首次設於林圯埔（今南投縣竹山鎮），作為「前山第一城」 。按照清朝官制，凡設府、州、縣，必設城隍廟，以作為地方行政的輔助，並象徵神權對地方官的庇佑與監督 。因此，雲林縣城隍廟最初便隨縣治一同設立於林圯埔，成為該地區重要的官方祀典廟宇，承載著官方對新設縣治的期許與百姓對地方安定的渴望 。
城隍廟在林圯埔的初期設立，不僅是行政區劃的配套，更是清廷在臺灣邊陲地區實施「以神輔政」策略的具體例證，旨在透過宗教權威來穩定新設縣治的社會基礎。清朝政府在臺灣設立府縣時，會同步設立官祀城隍廟，這是一種標準的治理模式。城隍爺被視為地方官的「陰間父母官」，其存在有助於地方官的施政 。在一個新設的、可能面臨動盪的邊陲縣治（林圯埔作為八通關古道起點，與開山撫番政策有關 ），城隍廟的設立具有雙重意義：一是象徵國家權力的延伸與合法化；二是為當地居民提供精神寄託和社會秩序的保障。這表明在清代，宗教機構不僅是信仰場所，更是國家治理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縣治遷徙與城隍廟的遷移：斗六門時期的竹屋供奉 (光緒十九年)
光緒十九年（1893年），因濁水溪頻繁氾濫成災，嚴重影響林圯埔的交通與行政運作，雲林縣縣治被迫從林圯埔遷往斗六門 。隨著縣治的遷移，城隍廟也必須隨之遷徙，以維持其作為縣治守護神的地位。根據《雲林縣採訪冊》記載：「城隍廟在縣城東。光緒十九年縣治移駐斗六，暫蓋竹屋供奉神像。」 。這座臨時性的竹屋，雖然簡陋，卻象徵著在急迫的環境變遷下，官方與民間對城隍爺庇佑新縣城的迫切需求，確保神權與政權的同步確立。
城隍廟隨縣治遷徙至斗六門後，最初僅以「暫蓋竹屋」供奉神像，這不僅反映了當時資源的緊迫與遷移的倉促，更突顯了城隍信仰在維繫地方安定與重建秩序中的精神核心地位 。儘管縣治和廟宇的實體建築可能因時間和資源限制而簡陋，但「供奉神像」本身就是確立其存在和功能的最基本且最重要的行為。這表明在動盪的時期，象徵意義和精神穩定性比物質建築更為優先。這種「竹屋供奉」的現象，揭示了城隍信仰的韌性與彈性。它不依賴於宏偉的廟宇建築，而是在於神靈的存在及其對信眾的庇佑。在縣治初遷、百廢俱興之際，城隍爺的及時入駐，即使是在臨時的竹屋中，也能為遷徙而來的官民提供心理上的安定感，加速新縣城的社會整合與秩序重建。這也暗示了民間信仰在面對環境變遷時，其適應與再生能力。
民國時期至今的發展與遷移：民國八十九年遷至成功路
進入民國時期，斗六城隍廟的發展延續其與城市變遷的互動。根據使用者查詢，城隍廟於民國八十九年（2000年）遷移至斗六市成功路 。這次遷移標誌著城隍廟在現代都市發展中的又一次適應與轉型。斗六城隍廟在民國八十九年再次遷移，儘管原因未明，但其持續的實體變動與存在，暗示了在現代化進程中，傳統信仰如何透過空間的重構來維繫其社會功能與文化影響力。在現代都市發展中，土地利用、交通便利性、建築安全等因素常導致傳統建築的遷移或重建。城隍廟作為重要的公共空間和信仰中心，其遷移很可能與斗六市的都市更新或擴展有關，以適應新的城市佈局和信眾需求。城隍廟的多次遷移，從清代因水患的「被動」遷徙，到現代可能因都市發展而進行的「主動」調整，展現了其作為一個活態文化遺產的適應性。每一次遷移都伴隨著信仰空間的重塑，但其作為城市守護神和精神寄託的核心功能並未改變。這說明了傳統信仰在現代社會中並非固步自封，而是透過不斷的空間再造來確保其文化生命力與社會影響力。
同時，斗六地區其他重要廟宇（如廣福宮、福德祠、永福寺、受天宮、新興宮）在戰後也經歷了多次重建與修繕，並成立管理委員會，顯示了民間信仰在現代社會中走向組織化與制度化的趨勢 。現代廟宇的管理委員會制度也促進了與各地廟宇的交流 。城隍廟的持續存在與發展，反映了其在斗六市民心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城隍廟在地方社會中的角色與影響：作為城市守護神與信仰中心
斗六城隍廟在地方社會中扮演著多重角色，遠超單純的宗教場所。首先，它是城市的守護神，被視為保護城池、抵禦災禍的神祇 。其次，城隍爺作為「幽冥界司法警察的神」，掌管人間善惡，維繫社會道德秩序，對百姓行為具有警示作用 。廟內常見的大算盤和楹聯，時刻提醒世人善惡有報 。此外，城隍廟也是重要的社區中心，舉辦祭典、遶境等活動，凝聚地方認同，促進社會互動 。清代官員上任前需參拜城隍爺，顯示其在官方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這種神權與政權的結合，共同維護了地方的安定與和諧，回應了百姓對「平安過日子」的樸實願望 。
城隍廟作為地方信仰中心，其功能遠不止於宗教儀式。它服務於社會的心理需求，提供一個超越世俗法律的道德框架，使得人們在面對不公或困境時，能有一個精神上的依靠。廟宇的活動，如遶境和祭典，不僅是宗教慶典，更是社區成員共同參與的社會事件，強化了人際連結和地方歸屬感。這些活動將個人信仰轉化為集體行動，形成強大的社會凝聚力。因此，城隍廟不僅是神聖空間，更是地方社會的文化地標和精神堡壘，其影響力深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與社會結構之中。
建築特色與文物保存：從古樸到現代的變遷與文化資產價值
斗六城隍廟的建築風格與文物，承載著不同歷史時期的印記。儘管早期斗六門時期的城隍廟僅為「暫蓋竹屋」 ，但隨著時間推移和地方發展，廟宇建築逐漸趨於宏偉與精緻。臺灣的城隍廟建築多呈現傳統宮殿式樣，注重雕刻、彩繪與剪黏藝術 。例如，臺南府城隍廟的三川殿有潘麗水繪製的門神，其基座石雕上雕刻著「漁樵耕讀」的意象，樑上則有八仙騎獸斗座 。這些精美的建築裝飾不僅具有藝術價值，也蘊含著豐富的文化符號與人生嚮往。嘉義城隍廟則以八卦藻井、交趾陶「拚場」和獨特的「八獅座」武轎聞名 。儘管斗六城隍廟的具體建築特色在現有資料中未詳述，但可以推斷其建築風格也應與臺灣傳統廟宇的發展脈絡相符，並可能在不同時期的重建中融入當代或在地特色 。
城隍廟的建築演變，從臨時的竹屋到更精緻的永久性結構，反映了社會經濟條件和審美觀念的變化。這些廟宇不僅是信仰的載體，更是珍貴的文化資產。文物保存方面，許多廟宇都致力於文物的修復與典藏。例如，北港朝天宮的「慈雲灑潤」匾額被指定為國家重要古物，其修復工作結合了學術能量與地方政府的資源 。斗六地區的文化資產保存工作也在持續進行，如農糧署宿舍、斗六真一寺等歷史建築的修復，顯示了地方政府對歷史記憶的重視 。城隍廟內部的文物，如匾額、石爐、算盤等，都承載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和文化價值 。這些文物的保存與活化，對於維繫集體記憶和地方文化認同至關重要，儘管在實際操作中，平衡歷史真實性與現代需求仍是一項挑戰。
結論
本研究深入探討了雲林縣斗六舊城與其城隍廟的歷史變遷與文化意涵。斗六的發展歷程是一部不斷適應與轉型的歷史，從早期的平埔族聚落、明鄭時期的屯墾要地，到清代因水患而遷徙的縣治中心，再到日治時期的都市改造與經濟轉型，直至戰後成為雲林縣的政治、經濟、文教樞紐。每一次的行政區劃變遷與城市發展，都與斗六城隍廟的歷史沿革緊密相連。
斗六城隍廟的歷史，是其與斗六舊城共生關係的鮮明寫照。從光緒十三年（1887年）隨縣治設於林圯埔，到光緒十九年（1893年）因濁水溪水患而遷至斗六門並暫蓋竹屋供奉，再到民國八十九年（2000年）遷移至成功路，城隍廟的實體空間不斷重塑，但其作為地方守護神與信仰中心的核心功能始終如一。城隍信仰從自然崇拜演變為兼管陰陽的司法神，其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遠超單純的宗教範疇，成為維繫社會秩序、教化人心、凝聚地方認同的重要力量。廟宇內的大算盤與楹聯，時刻提醒著世人因果報應的道理，這種信仰體系在傳統社會中有效地彌補了世俗治理的不足，為百姓提供了精神慰藉與公平正義的寄託。
斗六舊城與城隍廟的歷史，共同描繪了一幅地方社會在行政權力、自然環境與民間信仰多重作用下不斷演進的圖景。城隍廟不僅是斗六歷史的見證者，更是其文化生命力的體現。對這些歷史與文化資產的保存與研究，對於理解臺灣地方社會的發展脈絡，以及傳承其獨特的文化記憶，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最終，這一切都回歸到百姓最樸實的願望：「只求平安過日子，過著快樂幸褔的生活」 。城隍廟在不同歷史時期，以其獨特的方式，持續回應著這份深切的期盼。
參考書目：
1、《雲林縣採訪冊》
2、《斗六市城隍廟的歷史》
